人马合一要靠这个小物件（字载匠心·惊艳时光的中国智慧）

马镫这一看似微小的器具，极大地改变了人与马的互动方式。它使得骑手能够轻松跨上马背，并能在马匹奔驰时保持身体的稳定与平衡，从而更有效地控制马匹。马镫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它随着丝绸之路等交流途径传播，改变了亚欧大陆的战争模式，甚至对欧洲骑士制度的形成起到了间接作用。

从单镫到双镫的演变

考古发现证实，马镫最初是以单镫的形式出现，仅用于辅助上马。例如，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出土的骑马陶俑，其马鞍下仅有一枚三角形的单镫，被认为仅用于踏蹬上马。

然而，近期江苏南京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俑，其马身左侧悬挂着一只三角形马镫。丁奉于公元271年去世，这一发现将马镫的出现时间提前了31年，打破了其最早出现在西晋的说法。

单镫向双镫的过渡并未经历漫长时间，显示了技术演进的渐进性。江苏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中出土的一件陶马俑，其墓主人王廙于公元322年去世，该陶俑已配备双镫，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双镫实物。此外，辽宁朝阳袁台子墓、辽宁朝阳冯素弗墓以及宁夏固原北魏墓等地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和北魏时期的马镫实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指出，这些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古人在三国魏晋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单镫到双镫的发明、应用和传播。

材质与形制的多元化

早期中国马镫的镫柄较长，穿孔位于上部，多采用木芯，外覆鎏金铜片、铁片或皮革。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出土的马镫为木芯外包皮革，冯素弗墓出土的为木心钉鎏金铜片，而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则是铁制马镫。

其中，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一对马镫，高约24-25厘米，宽16.8厘米，由桑木条包裹鎏金铜片制成。这对1965年出土的马镫，因其“双马镫实物”和“有年代可考”的特点而备受关注。冯素弗于415年去世，这对马镫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相对完整的双马镫实物。尽管因年代久远出现腐蚀和变形，但其整体形态得以保留。

除了木、铜、铁等材质，马镫也曾出现银制和玉制。史书记载，齐武帝曾对用银制作马镫的行为表示不满。东晋时期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兵败逃亡时，甚至还在临上马前要求使用嵌玉的马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刻花黄玉马镫，虽然最初被认为是陈设品，但专家通过其磨损痕迹和尘土判断，曾被实际使用过。

对战争形态的深远影响

马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商代晚期马车开始用于战争，西周时期“千乘之国”、“万乘之尊”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战国时期，依赖马车的“贵族战争”逐渐被游牧骑兵的灵活机动所取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这一转变的代表。骑兵在秦统一六国、魏晋南北朝的快速发展以及唐朝的成熟，使其成为战争中的主导力量。

吕鹏解释说，马镫为骑手提供了“支点”，解放了双手，使其能在高速奔跑的马匹上稳定地操控武器，实现“人马合一”。特别是“甲骑具装”的出现，使骑兵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小坦克”，冲击力倍增。这种战斗力的提升，使得骑兵的作战方式从袭扰、骑射扩展到集团冲锋，从而彻底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在夹枪冲锋时，骑手甚至可以站立，将全身力量与马的动能通过长矛传递给目标。

三燕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双镫，也与当时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对马的依赖以及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田立坤认为，慕容鲜卑之所以能征服周边部族并问鼎中原，除了内政策略，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燕文化马具通过部族冲突传播至高句丽地区，并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马具，在组合、形制和结构上均能追溯到三燕文化马具系统。

6至7世纪，马镫的使用逐渐向西传播，经萨珊波斯、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并在8世纪后于欧洲普及。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骑兵成为封建领主的主力。重甲骑士必须依靠马镫，并在仆人协助下才能跨上战马，并在激烈的战斗中保持稳定。可以说，马镫为欧洲中世纪重装骑兵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撑。

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曾评价道：“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总结说，中国的马镫在帮助欧洲封建制度建立方面发挥了作用，正如火药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被用来摧毁封建制度一样。

如今，重甲骑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马镫依然是人与马之间不可或缺的连接点，无论是牧民放牧、马术比赛，还是休闲骑行，这项承载着千年智慧的中国发明，仍在继续书写着人马共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