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我今年9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回顾过去，我一生都秉持着19岁时便深植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应当为人民服务。

我成长于抗战歌曲和前线战事故事之中，对正义的追求很早就萌芽。中学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学习。那时正值解放战争，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建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歌曲，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其中的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自幼学习钢琴，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我便耐心地逐一纠正。大家因此认为我“挺明白”，让我负责打拍子，我便由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我的指挥生涯，就这样顺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哼唱的朴素歌谣，它们真诚动人，充满生命力。那一刻，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与人民共享美好的艺术。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源于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刻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之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并推荐我到苏联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进修歌剧与交响乐指挥。留学三年间，我日夜钻研专业，反复研读总谱，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旁听排练，观看演出，倾尽全力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切的成长都源于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调任首席指挥，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自1979年复排《茶花女》起，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讲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我这么做，只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样一件小事，我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致力于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哪怕“和者”一天只增加一人，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文化上更加健康、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这些年来，不少人称我为“硬核奶奶”，说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我只是觉得，既然认定了该做的事，就应全力以赴。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如果是命中注定、无法躲避的，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尽量减少遗憾。我很庆幸，自己挺过来了。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累不累。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珍贵。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核心人物，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卓越的组织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正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总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就永远充满活力。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奢求，唯独十分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就一定会努力下去！